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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鹰 |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隐蔽力量”

2016-11-24, 保马

保马

PourMarx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隐蔽力量”:

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翻译为例


内容摘要

通过对丁玲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40年代英译本的分析,本文勾画出丁玲文学在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位置,以及丁玲所处的那个广阔的跨文化网络。1945年由龚普生翻译并在印度出版的英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反法西斯力量,出版后的小说集又为推动世界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为争取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的国际援助作出了贡献。丁玲的文学和其他诸多因素一起成为反法西斯运动中强大的“隐蔽力量”。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熊鹰老师授权保马于微信发表。





01

丁玲作品在印度:被遗忘的历史



1949年4月18日,在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晚宴上,一位印度女代表激动地对丁玲说,很多印度人都看过她的“戏和文章”。戏指的是《重逢》,即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后成立后丁玲临时编写的单幕剧本,1938年曾在印度用英语上演,还曾给丁玲寄送过演出的说明书。[1] 这个剧本是怎样传到印度、在印度的演出又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那么,那位印度女代表口里的文章指的又是什么呢?此时,日后带给丁玲巨大荣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刚在国内出版三个月,最初的俄文连载要等到1949年5月。在此之前,想必印度的女代表们读到的是丁玲其他作品的英语翻译。

 

                         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南京的处所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早在1935年就已被翻译成了英语。白色恐怖中,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为此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展开了积极的营救工作。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同情,并给国民党施压,使其尽快释放丁玲,1935年史沫特莱将丁玲的《水》、《某夜》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亚洲和美洲》杂志上。小说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很好,很快得到了美国左翼刊物的频繁转载。这些翻译不但对营救丁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促进了中美进步人士之间的合作,围绕营救丁玲创造出了一套有别于资产阶级人权概念的人权话语。[2] 1936年斯诺也曾在《活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的翻译集中收录了丁玲的《水》、《夜会》和《消息》,并在英国伦敦出版。[3]

 

以上是30年代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此时丁玲主要是以受到五四新文化洗礼、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中国女性作家的形象被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众所周知,1936年从南京政府的软禁中逃出的丁玲来到了延安,开始了一段“一步不离地和人民的艰苦的长期斗争在一起”的相当长的个人斗争历程。[4] 就在个人斗争与民族斗争共生的40年代,丁玲的作品曾再次被翻译成英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晚宴上,同行的陆璀曾骄傲地向匈牙利作家介绍丁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已于1945年被译成了英文。5这即是丁玲作品在40年代的又一次海外译介。这里提到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指在胡风的编选下出版于1944年桂林的小说集,收录了《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秋收的一天》、《压碎的心》、《夜》共七篇小说。将此部小说集翻译成英文的是新中国的著名外交官、中国驻欧洲的第二位女大使龚普生(1913-2007)。然而,和史沫特莱及斯诺的翻译不同,龚普生的这本翻译集并没有在英美国家出版,而是于1945年由印度的Kutub出版社出版。当时的龚普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自1941年起就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短暂回国,翻译完这本小说集后又再次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本题为《When I Was in Sha Chuan》(《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小说收录了《When I Was in Sha Chuan》(《我在霞村的时候》), 《New Faith》(《新的新年》),《Ping-Ping》(《破碎的心》),《The Journalist and the Soldier》(《入伍》),《Night》(《夜》)六篇作品。这或许才是印度女代表口里谈到的丁玲的文章。

 

长久以来,丁玲这个时期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代表的一系列写作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点。它也常常引起学者们对于知识分子和革命关系的探讨。这些研究都将丁玲的小说置于中国国内革命的大浪潮中,以此来探讨知识分子个人或女性在面对种种政治和历史环境时的抉择。在英美学术界,龚普生的翻译也经常作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的文本而被引用。例如,梅仪慈曾借助龚普生的这个翻译研究丁玲的女性观,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题是丁玲对“作了女人真倒霉”的控诉和反思,并认为这篇小说和后续的《三八节有感》是丁玲延安时期对妇女问题的集中思考。6 但是,长期以来龚普生的这个翻译集自身的历史却鲜有提及。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研究都只从中国内部的视角探讨了丁玲的文学和知识分子改造与抗日战争及国内革命的关系,从而忽视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历史中重要的一环,即“外交”或“外部联络”的历史。由于这一视角的局限,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联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然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反帝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帝斗争的一部分;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以及印度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和印度的反帝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一部分的历史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提出一系列不一样的问题。例如,是怎样的历史契机让龚普生翻译了丁玲的这本小说集?它又缘何在印度出版?龚普生的政治外交活动和中国的现代文学又有何联系? 1945年的这次翻译实践和1935年间史沫特莱及斯诺的翻译又有何历史连续性?我们又该怎样从翻译的角度看待丁玲的国际性和其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因此,与以往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来探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一时期写作的研究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我准备通过对龚普生翻译的解读勾画出丁玲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位置,以及其所处的那个广阔的跨文化网络。更为重要的是,我想借此挖掘出那些围绕在丁玲及其学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反法西斯的“隐蔽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或来自国际社会、或来自医疗与文化领域的援助力量,中国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部分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作家丁玲创作及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02

隐蔽的力量:抗日战争的政治寓言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争议比较大的一篇作品。围绕着“贞贞”到底是“军妓”,“随营妓女”还是“慰安妇”,以及“贞贞”到底是为我方游击队、边区政府还是为日军服务,学术界一直各持异议。7 在50年代后期批评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时,还曾将贞贞看作是丁玲为自身“变节”的一种辩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这些基于贞贞身份的争议无疑受到了各个时期文学批评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及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限制。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各种研究彼此分歧之所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小说自身表述上的曲折与隐晦。也正是这些表述上曲折与隐晦从侧面凸显了霞村的神秘及隐藏在霞村中的革命力量。

丁玲在小说中从未正面交代过贞贞到底是什么身份,读者即便读到小说的最后也不知道“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8《我在霞村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带有侦探小说的色彩。当“我们”到了村公所,只见“大门墙上,贴上了很多白纸条,上面写着××会办事处,××会霞村分会……但我们到了里边,却静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 9 到达刘二婶那里,“忽然院子里发生一阵嘈杂的声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来……我挤到人群堆里去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把人弄糊涂的”。10“我”只好随着人群走到了中间的窑洞门口,“只见窑里挤着满满的都是人,而且还雾沉沉的看不清”11,我又只好退了出来。, 就这样,丁玲用一种类似侦探小说的写法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焦急等待情节展开的读者引到了贞贞面前。而贞贞的出场则是典型的“红楼梦”写法,还没见到人,“便听见另外一个声音扑哧一笑”12,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可是,即便当贞贞的故事通过不同人的诉说与其自己的“坦白”而慢慢展开时,读者对于贞贞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会有许多疑点。例如,当“我”走到一个天主教堂拐角的地方,听到两个打水的妇人在议论贞贞,说她“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她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13“我”所寄宿的刘二婶也对“我”说起一年半前鬼子来到霞村的情景,“咱们住在山上好些,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没有跑走,也是命定下的,早不早迟不迟,这天咱们家的贞贞却跑到天主教堂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找那个外国神父要做姑姑去的,为的也是风声不好……就那一忽儿,就落在火坑了。”14 对于贞贞为何到天主教堂去,“那里面闹的什么把戏”,她和神父交涉了些什么,贞贞在天主教堂中又是如何被鬼子虏去的,以及这个天主教堂在霞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读者一无所知。读者能读到的只是,在小说中,丁玲用景物描写的方式,一再提到了“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来到霞村的“我”所住的靠山的树林里“就直望到教堂”,虽说我“没有看见教堂,但我已经看到那山边的几排整齐的窑洞,以及窑洞上的一大块整齐的树叶,和绕在村子外边的大路上的柳林”,这“美丽的天主教堂”所构成的风景使“我很满意这村子”。15小说中,这个像谜一样的“美丽的天主教堂”从一开始就为小说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和天主教堂一样神秘的还有霞村的后山,当贞贞和刘二婶们就她的婚事发生争执时,“她并没有到我的房中去”而是“向后山跑去了”,这是“山上有些坟堆,坟堆周围都是松树,坟前边有些断了的石碑,一个人影子也没有,连落叶的声音也没有”16的后山。 可是,在这样的后山中又隐藏了怎样的神秘力量呢?贞贞又跑到了后山的哪里呢?她那个晚上又是在山里的哪里度过的呢?“我”和贞贞的“男友”并没有找到她。只是,第二天一大早,贞贞跑来告诉“我”她明天也要动身了,因为“他们叫我回××去治病”。17这对于“我”显然是一个惊喜,因为在此前和贞贞的谈话中,她只是说起“他们听说要替我治病”。18 经过后山上的一个晚上,贞贞却带来了“他们”的最新安排。“我”刚走出她的家门,就碰到了在群众中做工作的年轻人,“告诉了我关于她的决定证实了她早上告诉我的话很快便会实现了”。19 霞村的后山中似乎隐蔽着一股革命力量,决定了“贞贞”的去向,安排着“贞贞”的命运。“我”的离去正赶上敌人的大扫荡,而莫主任要把此处的伤病员全都送走。20因此,小说中霞村虽说是边区某个普通村庄,但它可能正是我军的一个根据地。 无论是教堂也好,后山也好,都在小说中占据着推动情节发展、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地位。可是,丁玲对于它们却都采用了曲折而隐晦的描写,使它们仿佛成为了隐蔽在暗处的某种神秘力量。而丁玲对于这些情节的设置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龚普生


其实上,翻译了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龚普生自身长期从事基督教团体的工作。龚普生1932年-1936年求学于燕京大学的经济系。毕业以后,她来到了上海,加入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到上海附近的宝山县做农民工作,后转入学生工作。21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于1906年,是世界女青年会在中国上海的分部。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聚集了一批同情左翼思想及共产主义的教会干事:她们中有美国人陆慕德(Maud Russell), 夏秀兰(Lily K. Haass)和耿丽淑(Talitha Gerlach),以及新西兰人艾黎(Rewi Alley)等。她们和宋庆龄关系密切,建立了各类包括童工委员会在内的劳工组织和女工夜读学校,以改善中国的劳工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干事郑裕之的要求下,史沫特莱、斯诺、《中国之声》的主编葛贵思女士(G. Grenich)等都曾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下属的女工学校做过演讲。史沫特莱为女工们讲述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及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迫害。22 1938年,史沫特莱还曾在汉口将各类宗教团体的传教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国际慰劳团”,为八路军募集了4000多元。23 作为一种国际援助力量,进步的宗教团体曾给予过物资极度困乏的八路军及我国的抗日力量以巨大的帮助。 三十年代,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甚至吸收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江青在奔赴延安前也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各类工作。龚普生自身也是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期间入党的。

 

1939年,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陆慕德被史沫特莱和斯诺笔下的延安深深地吸引,于1939年的夏天通过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前会员邓颖超的安排访问了延安,而在延安负责召集女性党员参加座谈会,欢迎陆慕德的正是丁玲。24这次对延安的访问,使得陆慕德得以了解到中共的全面抗日政策以及后方老百姓对中国抗日的大力支持。同时,美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也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她们一直在呼吁美国对日本禁运和禁售油品及其他各类军需用品。1940年,美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要求美国政府尽快出兵参与反法西斯战争。25正是这些进步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积极推动着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帮助中国获得了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助。而工作在延安的丁玲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龚普生从她们各自所在的地方,为争取国际援助这一共同的目标努力。

 

为了更好地利用各类支持抗日的积极因素,自1936年起中共中央就颁布了较明确的宗教政策,保障宗教自由和传教自由。早在1936年就提出“对确以传教为职业的教堂与牧师神甫等不得侵犯”。261939年2月1日版本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进行宗教的活动”。27 1944年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南》则进一步强调“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28在各种政策的支持下,根据1944年边区政府的调查统计,边区内共有佛教会8处,清真寺10余座,天主教堂20多处,以及基督教福音堂7处,各类信教群众计数百万人。29事实上,当时丁玲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在搬到杨家岭之前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一座天主教堂内。30这些在边区蓬勃发展的宗教团体,在承认中共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股“隐蔽的力量”。抗日战争期间,贞贞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有着美丽的天主教堂的小村庄。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想象正是那后山中隐蔽的神秘力量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也正是在那些像美丽的天主教堂一般神秘的地方展开着各种力量的角逐。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类隐藏在深处的力量,它们从不同的方向涌到了一起,相互交汇,共同抵抗住了法西斯的侵略浪潮。对于40年代中国而言,争取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援助尤为关键。下面我会进一步论述,龚普生的翻译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得以出版正是得益于包括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在内的诸多隐蔽在深处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它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反法西斯力量。而出版后的英文小说集则又为推动世界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为中共争取国际援助做出了贡献。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03

成为问题的印度


完成了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后,龚普生得到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宗教学的硕士学位。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龚普生应邀去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和许多团体讲演,介绍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情况,她的足迹遍及美国半数以上的州。31在美国,龚普生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是美国出兵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期。龚普生向美国总统夫人及社会进步人士积极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促进了美国的参战。

 

学成后的龚普生于1943年回到重庆,时值皖南事变后,政治环境相当的差,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南方局工作艰难,周恩来正在安排大部分同志转移。出于培养党的高级外交人才的长远考虑,周恩来再次派遣龚普生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开展“隐蔽的”外交工作。但是,龚普生的签证遇到了麻烦。直到1944年下半年,赛珍珠用“东西协会”的名义邀请龚普生赴美讲学才使龚普生得以获准离开重庆飞往美国。32估计正是在这段滞留重庆的时间里,龚普生读到了刚刚在桂林出版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历史巧合的是,此时,章汉夫和那位在上海突然造访丁玲并意外地和丁玲一起被捕的潘梓年正在为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工作。33 这位章汉夫即是龚普生后来的丈夫。三十年代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时候,从莫斯科回国的章汉夫经香港到上海,与应修人一起担任江苏省委的工作。应修人在随后的1933年5月到丁玲寓所时被埋伏的国民党抓住、跳窗坠落殒命。一个星期以后章汉夫也被国民党抓住,囚禁于南京。34曾在上海负责宣传工作的章汉夫在上海及后来的南京囚禁期间是否曾与丁玲有过接触未曾可知。当时龚普生与章汉夫尚未结婚,她对丁玲的翻译是否受到章汉夫及潘梓年的影响也不得而知。

 

但是,龚普生再次赴美并不顺利。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切断了航空线路,从重庆到美国只能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飞往美国。当时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物资大抵也是这样通过这条“驼峰航线”经印度转运的。印度成了联结中美航运及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龚普生在印度滞留了半年,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亚通航,她才于1945年8月来到美国,随后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参加联合国人权年鉴的编纂工作。 龚普生的翻译大约就是完成于她在印度的滞留期间,并赶在她赴美前在印度出版了。

 

滞留印度期间,龚普生曾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给国内发回过一篇简短的报道,题为《战争世界中的印度》。在文章中她写道:“虽然印度军队是志愿募召的,但是也有二百多万散布在世界各战场”,可是印度人对于参战并不积极:



战争又似乎和加城的人民隔得很远,战争没有在他们本土进行。没有受过战争威胁。士兵的死伤,是为了职业,是当兵这职业的必然不可避免的。战争给他们带来了繁荣或带来了限制,在他们只是一种意外,对一个意外的获得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像看戏的观众,看着一切的去去来来。35



当时的印度,并不认为世界大战的战火会蔓延到印度。即便是曾给予中国许多支持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都认为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他在《印度的统一》一文中写道:“谁会侵略印度呢?德国是不太会鲁莽冒进的,因为欧洲国家互相牵扯。而苏联是不会侵略印度的。因为苏联奉行国际和平主义,侵略印度不符合它的利益。阿富汗和边境少数民族也不会,因为我们对他们实行友好的民族政策,而不是像英国那样的蛮进。……日本是有可能的侵略者,据说它有征服亚洲和世界的雄心,但那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败,美国、苏联、英国也无能为力时才会轮到印度。但这不太可能发生。另外沙漠和喜马拉雅也是我们的天然屏障。”36 因此,即便是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以后,大多数的印度人对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仍十分漠然。龚普生在文章中叙述了一个她与印度朋友一起观看电影的故事:



当银幕上映着欧战的新闻片时,他轻轻地问我说:“知道吗,这些战争和我们毫不相干。你说对我们的自由有什么影响?战争以来,战事胜利以来,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啊!”,“那远东的战争呢?日本的企图,日本的侵略?”我忍不住问他。他笑着说“我们手被捆着的人无能为力啊!” 这种对战事,对印度问题的看法,对侵略者威胁的漠然,实在是使人不置信,但是这一态度不是特殊的现象。而在这四百万的人口中就没有对这次战争有正确了解的!37



在当时的印度,“一般的印度报纸总有四页至八页,多半大页,但是往往找遍了也找不到一点中国消息”。38这就是当时印度社会和一般印度民众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普遍态度。

 

印度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一直以来为了争取自由与独立与英国殖民者展开长期的斗争。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将印度拖入战争,加重了印度的人力及物力负担。此时,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就宣称,如果英国不给予印度独立与自由,印度就拒绝与这样的殖民政府站在一起。1940年10月,印度曾在甘地的领导下,发起过全国范围的反战运动,一直到1941年5月才平息。39但是,即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联合参战以后,丘吉尔仍然拒绝给予印度以独立,甚至反对罗斯福提出的给予印度自治权的建议。40当时的印度处于英国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威胁下,此时的印度人民有着双重的斗争任务:“他们一方面要克服狭窄的国家主义的危险,同时另得他们的自由”。41

 

但是,印度对参战的冷淡并不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印度的关心。由于受到斯诺等人的影响,罗斯福认为印度对保障东南亚的安全有极大的作用。罗斯福希望通过印度,塑造一个与英国旧式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美国新型全球大国形象。他甚至多次希望丘吉尔能够在给与印度自主权方面松口。42 当时的丘吉尔仍然固守旧式的殖民主义,而罗斯福早就预见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力量。在美国的进步知识界流行着一种对印度问题的普遍关心。龚普生在《世界战中的印度》提到,在加尔各塔有许多国际组织都在为那些休假或工作中的官兵服务,它们中就有龚普生曾工作过的基督教女青年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东西友谊协会”的团体,每星期举行集会,帮助盟军从文化方面了解印度。43龚普生这里所提到的“东西友谊协会”就是赛珍珠在美国成立的“东西协会”(The 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在龚普生翻译集的扉页上赫然地用中英文分别引着“天下一家”和“within the four seas 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恰恰是赛珍珠所翻译的《水浒传》的英文标题。鉴于龚普生1945年的赴美也是受到赛珍珠的邀请,龚普生对印度事务的关心、她的翻译集在印度的出版应该和赛珍珠的“东西协会”有一定的关系。

赛珍珠的“东西协会”成立于1942年,主要通过出版书籍及举办文化讲座来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促进美国大众对这些国家的了解。1943年秋天,“东西协会”的工作重点正是中国与印度。协会将目光锁定在美国的各大图书馆,希望通过“培养”图书馆管理员来改变美国图书馆的书架,从而影响美国大众的视野。自1942年开始,协会就为美国各大图书馆提供题为“中国与印度:人民与他们的土地”的一系列背景介绍课程,该活动得到纽约和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的支持。赛珍珠、林语堂、史沫特莱和甘地的传记作者奚里哈兰尼等知名作家连续为公众开展了六期讲座。同时,还配以阅读书单和相关展览。活动举办的很成功,在全美吸引了超过250个公共图书馆。在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东西协会”决定加大协会的出版力度,每月开展读书会用以讨论协会出版的畅销书,并在发行的协会通讯上刊登书评、广告和东西文化领域相关的内容。“东西协会”还计划在1944年春天,分两个专题开设更为深入的“印度”及“中国”课程,帮助美国大众熟悉中国及印度。44而这些讲座的内容则由发行《美亚》杂志的出版社出版成一系列的小册子,以30每分到50美分的价格发行。这其中就有《印度的人民》(The people of India)《中国的人民》(The people of China) 和《中国、印度和苏联家庭生活照片集》(Picture portfolios)等。而赛珍珠自己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的小册子也相当受欢迎。45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和印度无疑是美国对亚洲的关注点所在,而美国及印度也是中国极力想争取的反法西斯力量。共同的历史使命将中国、美国及印度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而此时,能够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增进互相间的了解,更好地沟通与交流的正是文学。


毛主席与丁玲在延安的合影

04

文学的作用



一直以来,进步的印度工人阶级与民族独立运动领导者也曾慷慨地给予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以支持。例如,1934年孟买纺织工人反对希特勒的大罢工就是印度工人的创举,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组织的对法西斯的示威和抗议。1938年,印度还曾选派过国民大会医疗队到中国,到边区帮助过八路军。46问题是,新的形势下,如何才能让印度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通过中国看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希望,并发挥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呢?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龚普生在印度翻译并出版了丁玲的小说集。

 

在翻译本的序言中,龚普生写道:“过去20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创造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有短暂的写作生涯。她们中的一些退隐了家庭,另一些则远远落后于她们同时代的作家,落后于不断前行中的文学潮流。而丁玲是少数几个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光辉的一位……她对抗日民族战争的具有特殊的贡献。”47龚普生所谓的“特殊的贡献”应该指的是丁玲能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了延安的生活和工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用龚普生自己的话来说,40年代在延安工作与写作的丁玲“通过对老妇人,年轻的贞贞和农民的描绘,丁玲为我们描绘了西北普普通通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她们是怎样在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下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48

 

由于1935年史沫特莱和1936年斯诺对丁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丁玲可能是当时英语世界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且尚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并且由于上海那个“莎菲女士”骑着张学良东北军的马经西安径直来到了延安,对于丁玲的这一“转变”国外的读者和记者们充满了好奇。1944年6月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团一行21人开赴延安,丁玲是他们主动提出要访问的对象。24日,丁玲出席了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的中外记者团招待会,向外国记者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并反驳了国民党散播的延安发表文章需要经过审查的谬论。49这次外国记者团到延安和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考察是中共在对外联络工作中的一项巨大的胜利,也是周恩来领导下设在重庆的中央南方局长期斗争的结果。周恩来特地安排了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龚澎和龙飞虎陪送中外记者团由重庆入延安。50而这位龚澎即是同样毕业于燕京大学、周恩来重庆期间的外事秘书、龚普生的同胞亲妹妹。由于这些外国记者随后发出的对延安积极正面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延安所实施的封锁。在此之后,延安和边区又迎来了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出的军事观察组。51 1944年在重庆的龚普生一定是知道了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采访丁玲的一幕,并因此在自己的翻译序言里也记下这次访问。52 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在美国从事对外联络工作的龚普生肯定明白,再也没有比丁玲更适合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现状的作家了。

 

也许正是出于对1944年外国记者采访延安的自觉,龚普生将丁玲小说集中《入伍》一篇的标题索性改成了《记者与士兵》(“The Journalist and the Solider”)。53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入伍》这篇小说中,丁玲通过主人公“徐清”的口说出了抗日战争中“文人”的心理及痛苦的“自我改造”过程。主人公徐清总抱怨“今天是文人无用,文人受轻视的时候,你们听听别人以说到‘新闻记’三字的声音吗,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这么几杆枪,咱们留下来打游击,几十人打到几百人,几百到几千,几千到几万,那倒怪有趣的,而且我相信我的聪明也还可以在那上面求发展……没有枪,干不了大事,也干不了小事。”54不能“施展才能”的徐清,“一想到他过去的一个同学现在翼中领了几千人,做队长,他就觉得他实在是可以有比这更大的前途,他希翼能有这样机会,他也在找着这样机会……”55这或许是刚到延安就希望能够马上去前线看打仗的丁玲的心情写实。只是经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下乡开展农民工作之后,丁玲已经领悟到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道理。

 

既然丁玲的作品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贡献”,那么,龚普生又是怎样在对丁玲作品的翻译中向印度及世界人民传达中国全民抗日的情况,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援助的呢?龚普生在翻译文学文本之外,还有意地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特殊事物与革命中的新词汇加上了注释。例如,龚普生为小说中出现的“炕”“高粱”“破鞋”和“他妈的”都加上了详尽的注释。她努力使这些中国语境中的术语与文化现象能够为印度读者所了解,例如在解释《入伍》中“通讯员”一词时,龚普生写道:“通讯员像英国军队中的送信员,他们常常在日军控制区域的游记队伍中从事危险的通讯传递工作,他们常常要穿过日军的封锁。有时他们身着制服,有时候则乔装成农民以骗过敌人。”56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龚普生特别留意对边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生活的介绍。对于“选举委员会”,她介绍说“当游击队解放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也为他们带去民主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能对重大问题进行投票”,新成立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那些因英勇抗击日军而获得农民尊重的人们所组成”,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选举,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民主建设”。57  而在民主生活中展开的“批评”则是一种集体探讨某一事情、表达某一观点的民主过程。批评对于“那些因贫困无知而被剥夺了正义的农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批评“给予他们生活的骄傲和尊严,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58这些对边区民主生活方式的介绍无疑能引起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无法得到真正民主的印度人民的共鸣与向往。对长期受到英国国会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民来说,所谓的民主并不是什么国会或自上而下的民主,而是人民的地方自治,最底层的民主。59而丁玲的文学和龚普生的注释恰恰向印度人民展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方式的、中国民众日常性的民主生活。这对于印度人民或许是一种鼓励,能激起他们加入到中国抗日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来,为争取一种新的民主生活而奋起。

 

龚普生还在她添加的注释中直接提到印度。例如,对于 “窑洞”一词,龚普生的解释为:“窑洞,在中国西北部陕西或山西多见,由于多山,人们总是在岩石里大洞并建造房子。窑洞冬暖夏凉,门窗俱全,通风良好。好一点的窑洞还有白粉墙。西北地区的大厅和医院也建在这些窑洞里。当印度的国会医疗队到达西北和八路军一起工作时,他们也是在窑洞中的医院里开展工作的。”60这个医疗队也即是龚普生在《战争世界中的印度》一文中所提到的印度国民大会医疗队。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请求印度给予八路军医疗方面的援助。尼赫鲁接到这封信之后积极回应了八路军的请求,在其主持召开的国大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日的决议。61 1938年9月底,柯棣华、巴苏等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周恩来于10月7日、10月10日两次会见他们。63 随后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又辗转来到延安。如果“贞贞”真的能回到延安治病,给她治病的也许是印度的国会医疗队也未尝可知。1938年的印度国会医疗队和1941年以后的印度志愿军对于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鼓励与援助。那些印度医生像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一样,工作在边区的窑洞甚至是教堂里,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股强大的“隐蔽力量”。


结语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63



龚普生翻译集的扉页上所印着的“天下一家”和“within the four seas all men are brothers”有多重解释的可能。它即可以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在上帝面前众人平等,皆为兄弟姐妹的解释,它还是赛珍珠所翻译的《水浒传》的英文标题。它也可以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一种期待。它所展现的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侵略时,多种进步力量汇合与交融的可能性。正像书中的题字所体现的那样,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各自持有不同的教义、精神和主旨的人们都能在反法西斯这一共同的事业中找到汇合点。

 

中国民族独立与反帝运动的领导人一早就注意到了,要实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并加入到全球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大浪潮去。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宋庆龄就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与反殖民大会,参与了由爱因斯坦、高尔基、辛克莱和印度的尼赫鲁等共同发起组织的反帝联盟。64从此刻起,中国的反帝斗争就已经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广泛的“第三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早已是世界反帝运动的一部分。

 

处于大时代中的龚普生敏锐地看出了国际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她就曾通过加强对外联络工作,成功地领导了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她在斯诺的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学生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打开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国际宣传的局面。而中国学生们的反帝精神通过外国记者又传到了巴黎,直接鼓舞了正在欧洲筹建的反法西斯世界学联。65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龚普生及其妹妹龚澎以她们开展对外联络工作的才能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外交”工作。1939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集中一切力量, 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 加紧对外宣传, 力争国外援助, 实现对日制裁”精神的指导下,周恩来在重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扩大影响。当时的重庆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中外文化协会十余个,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外籍人士近千名、以及外国记者上百名,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66 如果争取利用得当,它们都可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强大的“隐蔽力量”。而被派往美国的龚普生则与周恩来“里应外合”,通过影响第一夫人和赛珍珠等知识层以及在各个高校进行宣传演讲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印度迅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值得争取的关键因素。中、美、印各自的民族利益都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在此时,龚普生发现了丁玲在国际社会中的知名度以及丁玲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通过翻译,她希望能够让世界,特别是举旗不定的印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反帝抗日斗争。

 

龚普生的这次翻译是继1935、1936年间史沫特莱及斯诺翻译之后的又一次借助丁玲的小说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翻译实践。也正是在世界反帝与反法西斯同盟中,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的一贯政策中,形成了龚普生与史沫特莱及斯诺翻译的历史连续性。龚普生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翻译得以完成依靠的正是包括赛珍珠的东西协会和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在内的这些反法西斯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她的翻译也将丁玲的文学置于了这样一种跨国联系的网络中,使文学发挥了它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力量;文学和其他诸多因素一起,成为反法西斯运动中不使用枪炮的强大的“隐蔽力量”


注释


1/5/49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长年谱》上卷,第2432341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苏真,熊鹰译:《如何营救丁玲:跨国文学史的个案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412期。


3 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第542,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雪峰:《从<梦珂><>》,《中国作家》,1946年第2期。


6 Yi-tsi Feuerwerker, “ Ting Ling's‘When I Was in Sha Chuan (Cloud Village)’” , Signs, vol. 2, no. 1(Autumn, 1976), p.275.


7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8 丁玲1950年对小说的修改突出了贞贞对革命任务的认知。但是,本文中的引文采用1944年胡风所编辑的单行本。


9/10/11/12/13/14/15/16/17/18/19/20/54/55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第99101-10210211210610397123971261281257075-76页,远方书店1944年版。


21 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第3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24/25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 2009, pp.135-136, 171-172, 175.


23 陆海莉:《抗战时期朱德和传教士的交往》,《党史文汇》,2004年第1期。


26/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356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2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7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29 郭林:《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关系》,第14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第2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31 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第3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2 叶祖孚:《资深女外交家龚普生》,《国际人才交流》,1995年第9期。


33/66 乔郁松:《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第604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34《章汉夫传》编写组:《章汉夫传》,第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35/37/38/41/43/46 龚普生:《战争世界中的印度》,《文汇周报》,1945年第21-22期。


36/59 Jawaharlal Nehru, The Unity of India: collected writings 1937-1940, New York: TheJohn Day Company, Inc. 1942, p. 25, 13.


39/40 伊原泽周:《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42 Auriol Weigold,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India: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Routledge, 2008, pp. 91-93.


44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East-West Program”, ALA Bulletin,Vol. 37, No. 9 (October 1943), p. 292.


45 Meribeth E. Cameron, “Recent Pamphlet Materials on Eastern Asia and the PacificAre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4, No. 4 (August 1945), p. 378.


47/48/52/53/56/57 /58/60 Gong Pusheng, tran.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Poona: Kutub Publishers, 1945, p.1,3.3,77,87,107,77,8.


50/51/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584580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1 陈永成:《抗战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百年潮》,2014年第2期。


6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4傅绍昌:《宋庆龄对建立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特殊贡献》,《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5期。


65 龚普生:《一二·九运动中的对外联络工作》,《一二·九在未名湖畔》,第77-85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