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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托克维尔与现代民主的基本问题 | 学术剧8.5

2016-11-24, 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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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德敏(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1托克维尔的“民主”


很多人认为托克维尔是在为“民主”辩护,并将他想象成近代西方出现的最重要的民主支持者之一。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托克维尔并没有为所谓民主辩护。当然,这并不表示他就与民主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明确表达出现代民主之基本问题的思想家,其分析和洞见也影响了后来很多人。



托克维尔,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家。


误会首先跟书名有关。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很多人似乎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本书是在讨论美国的民主问题,比如其民主制度、法律、风俗民情等等。如果仅仅粗略地阅读原文,似乎这种印象还大致可以得到确证。在这种模糊的理解中,托克维尔几乎成了我们同时代人。我们甚至可以把他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让他作为“专家”来谈论民主问题或美国民主问题,把他当作又一个支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国际学术大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违背事实了。托克维尔讨论的“民主”和我们今天一般语境中所使用的“民主”有着巨大的不同,他也没有在讨论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而是在分析他所看到的现代民主现象是如何在美国展开的。《论美国的民主》法语原文为De La Democratie EnAmerique,英文翻译为Democracy in America,中文更恰当的翻译应为《民主在美国》。



《论美国的民主》英文版书影


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个词所能表达的意思都多种多样,但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的名称,它在某一个理论家的著作中所指的对象是相对固定的,这也是衡量该著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们要确定它在此著作中的具体含义仍然不容易,仍有可能引发误解。一个相对便捷的解决办法是去看该词的反义词,或其指涉对象的反面。比如,在我们今天的一般语境中,我们虽然会在给“民主”下定义时争吵不休,但大致会同意民主的反面是“专制”。当代绝大多数以民主为对象的研究也都是在“民主Vs.专制”、“民主Vs.极权”、“民主Vs.权威政体”这样的概念框架中进行。但恰恰是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与当代人所惯常使用的民主概念相去甚远。如果我们稍微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的“民主”概念相对的从来就不是“专制”(despotism),而是“贵族”(aristocracy)。几乎在所有地方,他都是把“民主”和“贵族”,或“民主社会”(democraticsociety)与“贵族社会”当作相对的概念来使用。


这意味着什么?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指的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形式。我们都知道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On Democracy)中给民主下了相对清晰简便的定义,如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等。我们今天对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民主的理解虽然可能与此不完全一样,但大致相差不多。然而,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绪论中说出那句著名的话——“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时,他并不是在预言如达尔所描述那种“民主制度”是不可抗拒的,尽管有不少人这样理解。他是在说一种新的、他称之为“民主”的“社会情况”(socialconditions)不可避免。那么这个“社会情况”是什么?托克维尔称之为“身份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即人们在身份上不再存在“贵族与平民”这样的等级区分、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的状况。这里的“平等”并不是指人们在其所拥有的财富、权力或受尊重程度上的平等,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恐怕永远不会消失。他所指的身份平等的主要内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在身份上比其他人更加“高贵”,从而更值得拥有统治权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还说:“身份平等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事实上,在其著作的大多数地方,“身份平等”都可以和“民主”互换。



罗伯特·达尔,美国政治学家,当代民主理论大师。


托克维尔思想的基本内容都是建立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的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断裂”基础之上。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才在其《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将托克维尔列为近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卡尔•马克思一样,他的主要贡献也是指出和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上的特点。”但与孔德对工业社会的强调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重视不一样,托克维尔看到的是身份平等及其所带的一系列后果。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较早对“现代性”(modernity)做出系统观察和分析的思想家。与此相应,在托克维尔那里根本看不出来“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判断,这是当代论者将自己对民主的规范性想象投射在托克维尔身上的后果。


2“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确如阿隆所说的那样,像一个中立的“社会学家”那样对两种不同的社会——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作出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比较美国和法国,他从来没有严肃地对“民主”或“民主社会”进行规范性的肯定。恰相反,无论从其出发点来看,还是从其整体著作来看,他都对民主社会的到来抱有明显的敌意。他并不认为身份的普遍平等化就意味进步和自由,事实上可能正好相反,正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



雷蒙·阿隆(左)在1966年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其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严重打击,很多家庭成员被投入监狱并处死,其父母在被行刑前适逢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但他并没有同当时法国很多“保皇党人”(Legitimists)那样,认为大革命只是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平民暴动中的一个,只不过这次最为激烈、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久,最终人们还是会回到以前那个旧的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秩序中去。他认为这是错的,大革命是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它是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去。这才是他说“民主(社会)的到来不可避免”这句话的背景。出生于1805年的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伴随着大革命而来的大规模暴力、混乱和专制,他对新的社会的到来并无好感,只不过理性告诉他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的基础上构建自由。因此,才有他那句名言:“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监狱。


或许正是因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到来抱有极强的警惕,同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托克维尔才对其有更深刻的领悟和更独到的分析。如上所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社会的基本特点是身份的平等,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强大的解释力无法用只言片语描述。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古代和现代的对比,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带爆炸性冲击力中去理解。在古代社会,人们的身份等级差序有别,平民服从贵族,等级较低的贵族服从等级更高的贵族,在世俗权力的顶点——通常为君主——那里,他也要服从一个更高的秩序和权力的来源——上帝。用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的话说,这时候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有机的身体,国王则是这个身体的“头”,身份的等级差别就像头和躯干肢体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头肯定活不了,没有手则照样活。而头之所以重要,还和它会思考有关,由头来指挥肢体,使之运动。相应地,相比其他人而言,国王离上帝或神更近,他可以说是上帝或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在古代,国王的去世或被弑都会导致重大的危机,甚至会引起战争,因为在这个时刻国家处于暂时“解体”的状态。


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的被砍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弑君”事件从古即有,但古代人要么把弑君看作一个极其严重的罪行,以至要用最极端的方式来惩罚,大概是因为弑君相当于渎神;要么像孟子那样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这二者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对孟子来说,弑君也是不对的,但弑“一夫纣”可以。换句话来说,弑“一夫纣”之后应该尽量用“君”来代替之,恢复原先应有的秩序。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的被砍头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件,其“新”主要在于,路易十六被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国民公会以“叛国罪”罪名处死,主要不是因为他暴虐无道,而是因为他在根本原则上和当时出现的“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要求格格不入。而且,路易十六被砍头后,革命党人也没有任何意图以一个“明君”代替之,而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统治。正是因为看到了大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激进性质,当时的“反革命”思想家德•梅斯特尔(Josephde Maistre)才用法国人整体的失败来概括它,他相信大革命是上帝对法国人不敬神的惩罚。但他同时也相信,最终来说法国还是必须以及应该回到原先的秩序中去,因为大革命象征的是毁灭性的力量,它不可能具有任何引领性的意义。这也正是托克维尔所反对的。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宫。


勒弗借用著名中世纪史学家康托洛维兹(Ernst H. Kantorowicz)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来解释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路易十六被砍头不仅是其自然肉身被砍头,同时也是社会有机体的头被砍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没有“头”的社会,将如何自处?我们中国有句著名的诗叫做“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欧洲中世纪时期那样明确的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划分,但仍然有“君子和小人”、“大人和平民”之类的区别,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秩序,人们需要努力接近它才有资格占据世俗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位置。但如果人人不用努力就已经都是“舜尧”,那么谁还会服从谁呢?原有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将如何建立?这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必将到来”的真正意涵,它指向的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深深的不确定性。这也是现代民主问题的根本由来,即当不存在一个更高的秩序作为规范和引领的时候,身份平等的人们如何建立起新的秩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所讨论的“民主问题”与被称为民主发源地的古雅典时期的民主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在古雅典,民主或“平民政体”仅仅被看作多种可能出现的政体的一种,而且因为它“主要由(公民)数量统治”这种“粗鄙”的特征,并不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政体,统治的好坏有着另外的、更高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辉煌时期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实际上也离中世纪时期的君主国更近,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中世纪时期“神”取代了古希腊时期带有哲学色彩的更高标准而已。



雅典式民主。这幅作品描绘的是雅典民众聚集在广场上,投票选出危害民主政治的危险政客,即实施“贝壳驱逐法”的一幕。


但在现代社会,或在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民主”不再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是唯一的可能性。在政治领域也不再存在“更高的标准”,而只有身份平等的人以某种形式所构成的“自我统治”。因此,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社会时,首先突出了其政治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他说:“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这句话泛泛地用在现代社会身上也并无不妥,因为在当今的世界,已经很少有人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出身或某种“神圣”的使命而掌握权力,即便是在极为“专制”的国家,其领导人或政党也需要将自己表述为人民的代表,是在“代行”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在讲这句话时,并没有林肯说“民有、民治、民享”时那样带有很强的规范性,他并不认为民主社会一定会导向一个好的结果,他有时候甚至不认为民主社会本身比贵族社会就一定更好,对他而言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在其诸多著作中,托克维尔到处描述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物质主义、平庸的性情、多数暴政等等。


3“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



1866年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都笼罩在民主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黑暗中,他的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这一黑暗的期待和对现代人的警告。这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一章中有最明确的表达:“使民主国家受到威胁的那种压迫,与至今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均不相同,当代人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没有这种压迫的印象,我曾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而未成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都不适用。”那么这种压迫到底是什么样的?托克维尔给了很多详细的描述,我们摘取其中一段: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本)

 


《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本


托克维尔称这种压迫为“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democratic despotism),他想象的基础无疑是大革命后法国出现的种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它们都与身份平等和人民主权不仅不矛盾,反而在一些关键层面上互相支持。托克维尔甚至天才般地将这一分析推至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法国国王是当时身份平等的最大推动者和最大获利者,当地方贵族势力在身份平等的大潮中逐渐式微时,王权以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身份越来越绝对化,直到大革命的爆发。然而,革命只是自由的昙花一现,在权力的绝对性方面不仅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反而变本加厉,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基本要义。可以说,托克维尔毕生的思考都围绕着如何在现代社会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从而保存自由。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点:没有贵族社会的历史包袱,身份的平等在那里被推到极致,但他们居然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自由社会。这是为什么?《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所有重要的话题都跟此问题有关:乡镇精神、自由结社、宗教等等。


如果托克维尔能活到二十世纪并见证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的话,他一定会对民主社会可能出现的压迫有更新的描述,不过好在受他影响很深的当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它表达了出来。跟托克维尔一脉相承,阿伦特明确地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看作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它与古代历史上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都不一样。后者主要是指统治者不受法律(positive law)的限制,完全以自身意志为准绳的统治;而极权主义则是试图以某种自然或历史规律(law of nature or history)为指导,彻底改造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一书听上去耸人听闻的标题才变得合理:这里的“民主”不是值得去奋斗和争取的规范性的价值目标,而是指事实存在的“人民的统治”,事实中的“人民”有时是公民意义上的demos,有时则是种族意义上的ethnos. 同样,曼也明确地说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是现代现象,它是紧紧伴随着现代化和民主化而出现的。



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与此相关的还有近年国内颇有些火热的“民主崩溃”一词,它之所以吸引眼球是因为它预设了“人们仰望和期待的‘民主’居然也会崩溃”这一层意思。但假如“民主”是一个价值目标,说它崩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说“正义会崩溃”没有意义一样。假如“民主”是某种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那么“它会崩溃”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知识。就像托克维尔及后来许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现代社会一定会出现完美和谐的政治,甚至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现代社会一定比古代社会更加美好。(作者:段德敏;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